1985-1995年台灣紀實攝影的系譜

講者：蕭永盛

攝影家，「台灣攝影」季刊創辦人。
著作有：「解嚴十年--時代的昂揚與退廢」/1996

時間：1997/04/15 (二) PM7:30

全文：

前言 / 講者個人經歷簡介

感謝大家撥冗參與這場演講，此次講題涵蓋面極廣。我是在一九八六年回到台灣，一九八六∼九○年這段期間內，我擔任日本共同通信社駐台灣記者，在此之前，我曾在一九八三年擔任過天下雜誌的特約攝影，我的攝影啟蒙老師是王信小姐。在擔任日本共同通信社駐台記者時，主要是採訪政治新聞，由於我兼具攝影的背景，因此許多街頭運動及立法院等。有時碰上較重大的政治事件，媒體也需要我參與攝影工作將照片傳至總社。另外，由於我在天下及婦女兩家雜誌任職的經歷，而結交了一些在報紙及雜誌擔任攝影記者的朋友。至一九八九年國是會議召開時，我已累積多次採訪街頭運動的經驗，在一九八六∼九○年這段期間採訪街頭運動，並非純粹只為工作，因為我周遭一些朋友的政治立場，是較偏向新潮流系，所以我常因朋友的關係，或自己本身較關心某事件，而去參與街頭運動。

至一九八九年時我已感到相當疲倦，白天至立法院，彷佛在看一齣毫無內容的戲，下午常會跑到電影圖書館看完電影後，就直接回家。一九九○∼九二年我前往法國，學了一年的法文，另一年在電影學校學習，九二年我又回到台灣，回台後並無一技之長，當時較專業拿手的就是攝影，於是辦了一份接近同仁性質的攝影刊物－－《台灣攝影季刊》。這份同仁雜誌至一九九五年就已停刊，一九九五年四月至十一月我是在玉山出版社擔任主編工作，之後即陷入失業狀態。這段期間，碰上一九九五年立法院選舉及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當時我又幫日本共同通信社進行幾次特約採訪報導。

特別是從去年起，我個人有些感觸，因為今年解除戒嚴剛好滿十年，台灣是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至今年七月十五日恰好十週年。解除戒嚴對我而言意義頗為重大，比起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共，對我個人來說更覺得有意義。解除戒嚴後，台灣社會回到較正常且平等的體制，一些禁忌及社會底層的爆發力均能打破與抒發，當然在解嚴前，一些小眾表演團體和藝術工作者，已蘊釀出大量的能源，但解除戒嚴使其正當化。我覺得台灣很少人談論解除戒嚴是件奇怪的事，我希望各界人士都能討論解嚴後對他們的影響，所以我選擇「一九八五至九五年台灣紀實攝影系譜這樣」的講題，同時讓自己順便整理這十年間的心得，因為那是我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十年間的重要經驗。

我覺得自己是較晚熟者，一般西方年輕人都在上大學後打工時就走進社會，但台灣大部份學生至國外留學，經濟還是依靠家裡的支援，因此社會成熟度較晚發展。一九八六年我回到台灣後的工作，是我第一份正式的工作，雖然我一九八三年曾在天下及婦女雜誌擔任過特約攝影記者，但為期不長，約不到一年，真正憑自己力量謀得一職，就是為日本共同通信社工作。新聞攝影及記實攝影雖是我的工作，但我對影像的感覺卻成熟得更晚。我最近看書，對於影像本質究竟為何，仍感到困惑，許多概念很想找些朋友談論探討一番。

我記得留法那段期間，有次搭乘地鐵，看到兩位盲人坐在那裡，他們用導盲杖敲擊者地板，響聲並無規律，不一會又聽見他們敲擊，我感到很好奇，不知響聲有何意義，大約又過數分鐘，從我背後又響起一陣頗為類似的導盲杖聲響，有兩位盲人從不同的方向走下來。當時的經歷讓我思考：一些天生視盲者，他們的思想邏輯及意志是如何建構的。最近我閱讀一些有關影像哲學方面的書籍，其中有種說法是：影像和思維間有極大的鴻溝，一切思維其實並不需由影像建構，若影像真能建構思維，或意志與概念真能從影像中建構，那麼影像本質真的存在實體的意義。而對那些天生視障的盲人，影像究竟有何意義呢？一出生就從未視物者，其父母該如何為他們形容大地萬物呢？要用何種詞語來形容影像呢？若真有一意志世界是不需利用影像建構的話，對我們靠影像吃飯的人而言，在某個本質上，影像根本毫無意義可言，因此最近有段時間我陷入這般困惑中。

最近我閱讀沙特的《論影像》，那是沙特至德國留學後的第一本。沙特提出的看法較不同，書中提及心理學家認為思維是不需靠影像建構的，另一學派則認為，思維一定得靠影像及詞句來建構。沙特認為，影像其實會自我顯露，必須是自我認識。對我而言，他的意思好像認為，影像並非只是擷取拍攝物，攝影工作者並非只是拍攝自己想拍攝的對象。在三度空間的世界中，任何的影像都沒有辦法稱得上是完全的創作。在三度空間中某個座標放置一台自動攝影機器，它可以完全不靠人力，拍攝到和人工拍攝完全一樣的影像，所以我最近一直懷疑攝影的原創性和創作力。這部份和今天的講題並無關係，我只是提出來和各位聊聊，接下來就要進入今天的主題。

紀實攝影在1985年以前的簡史

紀實攝影與鄉土文學的關聯釐清

首先，我簡述一下一九八五年之前台灣攝影簡史，有些從事攝影工作的朋友，在文章中均曾提及，台灣不論是紀實攝影或報導攝影都受到鄉土文學的影響，我個人覺得並無直接的證據。我將焦點拉至一九三○年，第一次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當時黃石輝在《伍人報》上提出「為何不提倡鄉土文學？」，或是張我軍先生和楊雲萍先生談及的，將漢詩改為白話文的問題等。所以首次提倡台灣文學應是在一九三○年，平常較不注意台灣文學發展者，可能較不清楚。

就我曾接觸過一九三○年攝影家的影像，例如嘉義的張清言先生，當時就有不錯的攝影影像。他是位醫生，平日喜好拍照，拍攝作品多為玻璃版的立體照相，其影像中有二個較重要系列，一為他的妻子及其友人的婦女影像，呈現出台灣早期中產階級優雅婦女的形象；另一系列是日本人貫通中橫公路時，記錄開拓過程及山地伐林的影像。至少在一九三○年台灣鄉土論戰時，這批照片可證明當時攝影家並未受到第一次鄉土論戰的影響。

德國「即物主義」影響下的日據時代紀實攝影家及「台灣風格」紀實影像

至六○年代，是台灣前輩攝影家創作最活躍的階段，如張才、鄧南光、彭瑞麟先生等。這批攝影家主要受到歐洲新即物主義的影響，許多部份受到現代科技及建築形式主義的影響。我想特別提到張才先生，其長兄張維賢先生被稱為台灣新劇的第一人，亦即首先提倡類似白話文劇場的第一人。張才從小跟隨兄長上舞台，隨著「星光劇團」四處跑碼頭。一九三四年張才前往日本學了二年攝影，回台後開設個人攝影棚。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七年間，亦即戰前至戰後兩年，他曾前往上海，此期間成就一批關於上海的影像。同期間日本與台灣成名的戰後攝影家，彼此可做一番比較，當時日本如土門拳、木村一兵衛或濱谷浩先生，他們在戰後都成就出十分重要的標竿攝影群。濱谷浩拍攝一系列日本的民俗活動，土門全拍攝筑豐礦場貧窮童工的作品，木村一兵衛拍攝的農村影像，這些都是在五○至六○年代初期完成的。張才同樣在一九四三年完成系列作品時，那時同世代日本攝影家的作品，均刊載在軍方的宣傳刊物中，不論是在日本的同盟通訊社、海軍機關刊物，或是上海日本殖民地的機關刊物中。

戰前三位攝影師完成的作品，在日本當代攝影史中，幾乎未被視為重要作品，給予任何評價。我談這些主要想表達攝影工作者受到媒體影響頗劇，在軍國主義盛行的年代，這幾位攝影師無法在當時的制度下，創作出任何優良的作品。這點讓我深信，攝影工作者絕對會受到媒體或意識形態的深遠影響。這三位攝影家在戰後呈現的作品，不論像土門全呈現的人道主義精神，或木村依濱衛的庶民風格，都十分值得讚賞。他們三位在戰前都已三十多歲，這點讓我深深感受，做為殖民地子民的張才先生幸與不幸。雖然他不幸成為被日本殖民的殖民地子民，但為了逃避徵召為軍伕，於是逃至香港，在香港租界地他看到許多國際化及現代化的景象，和上海巷道間的乞兒呈明顯的對比，就在那種時代交錯及身為殖民地子民的精神壓迫下，他成就出第一批紀實攝影的作品。

「類達達」時期與風格

張才戰後回到台灣，在某支攝影系譜中，有直接的影響力。他的學生不論是鄭桑溪或指導的台大攝影社學生等，都直接受到他的影響。七○年代之後，台灣出現幾位目前五十多歲的重要攝影家，例如王信小姐、張照堂、梁正居、阮義忠、謝春德先生等。有人提出台灣的報導攝影家，受到鄉土文學的影響，我在此可再提出些反證。例如王信第一次攝影個展是在一九七四年，當時她拍攝的對象是她任教的霧社農校周邊的鄉土紀實性作品，她在一九六八年即到日本留學，很明顯地她並未受到鄉土文學的影響。另外張照堂在一九六○年代初期與邱剛健及黃華成等人從事一些進行較前衛的藝術活動，像邱剛健的劇場活動，以及張照堂早期一系列拍攝自己影像較羞澀的作品，有人將其歸類為台灣第一次「類達達」。

自一九二四年的超現實主義宣言開始，在奧地利及法國有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有人將自一九六○年代起這群人的藝術活動歸屬於「類達達」。張照堂他們自一九六○年代開始的劇場活動，或是十六釐米的實驗電影，顯然也是未受鄉土文學直接的影響。

騷動的1985年，新一代紀實攝影工作者的崛起

接下來我想談一九八五年之後，台灣新一代的攝影工作者。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人間雜誌創刊，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指標，雖然我從未在《人間》雜誌發表過作品或工作過，但有些同學曾在那裡工作，周邊一些朋友也和該雜誌有關，我認為有其重要性，因此列入探討的內容。

類似人間這種十分強調社會主義精神的雜誌，不論是攝影工作者或刊物，它究竟留下何種影響及讀者對其有何評價，這些都很值得研究、探討。人間雜誌創刊號後面幾頁，我看到一篇專訪香港女星鍾楚紅的突兀報導，那幾頁照片下的圖說寫著，鍾楚紅表示若用她的照片作為封面，雜誌定可多賣幾本。這令我想起「美學文件」的李疾先生，他在發行創刊號時表示，很想刊登陳文茜小姐洗三溫暖的照片。由此可看出在資本體制下，充滿理想的社會主義型文化工作者的某種掙扎。就像人間雜誌前社長王拓先生，曾想網羅黃翰荻先生進入人間，但黃翰荻沒有答應的理由是，這群理想極高的社會主義文化工作者，考慮及行銷時想的盡是資本主義的手段。

人間雜誌最早一批攝影記者，包括王雅倫、陳品君、郭力昕、蔡明德、李文吉、傅品等，人間的重要性，真的可從這些早期攝影工作者的身上看出。如王雅倫小姐日後曾至法國第八大學造型藝術學系研習攝影，回台後在台南蒐集影像，也常撰寫攝影相關作品。如陳品君小姐辦過攝影展後前往美國，目前研修藝術教育的博士學位。如廖嘉展先生，其作品《月亮的小孩》曾獲得年度好書，某段時間，他為了人間的存續，曾轉至發行部，之後他為新港文教基金會從事蒐集早期鄉土攝影作品的工作。他們擁有非常具體豐碩的成果，像郭力昕是傳播界非常著名的學者，李文吉曾在中國時報及大地工作，目前在ＴＶＢＳ擔任紀錄片的拍攝工作。

人間雜誌早期的攝影工作者影響力頗為深遠，雖然我的意識型態有段時間較偏向於新潮流派，和人間較偏於社會主義或大中國主義有所差異，但我覺得他們十年來的成績十分紮實，可從其作品得知。人間雜誌勢必對台灣造成持續的影響力。但是要如何重聚當初高喊的精神，或是如何創造另一種文化力量，我深覺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進程的改革與退廢牽動紀實影像工作在意識形態與關懷對象的選擇

今早我剛參加漢聲的新書發表會，那是二本從中央通訊社整理出的影像選集，內容是從一九三○年大陸因戰亂開始遷移，至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真正撤退至台灣，它分為二系列。今早聽了早期中央通訊社攝影記者的談話，有些內容可在此和大家分享。

會中歷史學者問道：是否徐宗懋在中央通訊社曾看過一張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時，被張學良軍隊圍困的一張照片？為何沒有刊載這張照片？另外尹章義曾在解嚴前偷偷前往中央通訊社，偷找一些影像資料，作為他研究中國當代歷史的素材。今天與會的兩位早期記者，他們都對當初旳主管頗有怨言，除了早期的蕭同茲先生外。當初他們在媒體中，均被視為不學無術的人，像秦愷先生，自認為最得意的作品，是南京學潮一系列的影像，當時他們拍攝許多作品，當局都不準許發表，而被鎖入檔案庫中。

今天在會場聽到許多當時最接近主流媒體的早期攝影新聞記者的證言，在當時真的有來自採訪組織或報社體制的限制。我在一九八六年服務於共同通信社時，主跑是政治新聞，當時立法院議場文字記者不能進入，而攝影記者卻能進入，所以當時拍攝到許多老立法委員的眾生相，自一九九○年議場規則修改後，台灣的新聞遊戲便趨於正常，一如國外的議會殿堂，新聞記者必須至二樓的記者席，從那裡用長鏡頭拍攝。

因為我個人的意識型態與政治立場較傾向新潮流，所以可發現許多有趣點。例如民進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創黨時，之前的準備工作和之後選出第一位主席江鵬堅，當時他們滿不相信中國時報或聯合報這些主流媒體，比較相信的是一些黨外雜誌，如「八十年代」、「亞洲人」或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系列等。當時媒體中只有自立晚報及高雄的民眾日報，某種形式上較接近黨外的立場。當時不論是台灣第一個在野黨的成立，或是一連串的街頭狂飆，主流媒體的記者從未經歷過這些場面。這期間出現了幾個街頭攝影家，像宋隆泉先生，他曾在新潮流任職過美編，在鄭南榕先生的《自由時代》擔任過藝術指導與攝影採訪，爾後和鄭文堂先生成立台灣文化影像工作室，拍攝些紀錄片。宋隆泉、余岳叔、阿才（前立委林正杰的妹夫）、鄭文邦先生等，當時一些黨外雜誌都無法拿到新聞記者證，在報禁解除前，是根本不被承認的記者。

當時這些街頭攝影家和主流媒體攝影家，保持某種滿密切、互動的關係。主流媒體的新聞記者在街頭活動中的一些擔心與資訊來源的匱乏，需要透過黨外雜誌的朋友來協助。中國時報與自立晚報的攝影記者，一直和黨外雜誌記者保持和諧良好的關係。而聯合報的記者則較專業及固守自己報社的立場，雖然在某些立場上我較排斥他們，但從新聞專業角度而言，他們較堅守新聞專業的立場，不會隨便將拍得的照片交給他人冒名替用，那是值得肯定。當時曾發生聯合報記者與自由時代記者宋隆泉在街頭發生互毆的事件。我也曾目睹當時學生代表至議場起鬨，議場警察正在抓學生時，周圍的記者也拳打腳踢的加入戰場，但有些人是踢警察，有些人是踢學生。新聞記者站在時代新聞現場時，往往顯得不能自己，當時讓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政治環境」、「媒體本位」、「報導攝影神話」三者禁錮下的影像能量

在解除戒嚴後的十年裡，我在其中進進出出，至一九八九年國是會議召開時，我覺得無法在街頭繼續跑新聞，於是前往法國兩年，回台後碰上立委、總統選舉、再次的修憲及去年三月的台海危機等。我覺得十年並不算短，從二十五歲能擔負自己的生計，有份自己全職的工作，到今天恰滿十年。當初我對在野黨無條件幫忙，如無條件提供自己拍得的照片。例如在蔣經國去世的前三個禮拜，曾坐著輪椅到中山堂參加國民大會，那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公共場合。當時我在現場，中山堂攝影席的位置離講台非常近，平時我不常使用閃光燈，但當時工作的壓力，當天我使用了閃光燈。回來後沖洗照片時，我發現照片中蔣經國一隻眼睛色澤完全不對，我原以為是閃光燈造成的，後來請一位榮總醫生幫忙鑑定，確認那是糖尿病末期病患的徵兆，於是我們大膽地刊登在雜誌封面兩個禮拜，第三個禮拜蔣經國便過世了。

在那段時間裡自己心中也有點恐懼，從事四年的新聞記者，我覺得再也沒有一個時代能容許我做這樣的事。若當時還未解嚴，我不知是否有此勇氣。蔣經國是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去世，做了四年記者，有機緣拍到可預測在任元首去世的照片，對我多少別具意義。

提綱